丞相李玮被刺，震动了长安。
长公主下令，调五百南军卫士保护李玮的府邸和家眷，并请城门校尉何林亲自负责李玮的安全。
这场刺杀让李玮成为朝廷全力保护的对象，同时也让朝野上下都知道了朝廷改制的决心。现在就算杀了李玮，长公主也要继续改制，绝不会半途而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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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月十三，在长公主的劝说和威逼下，大臣们同意修改国策。
丞相李玮随即提出了三个改制原则，隆礼重法、重本抑末、和谐稳定，国策的修改要在这三个原则上进行。
大臣们没有异议，一致同意。
太傅杨彪、太仆卿崔琰、少府卿许靖等人根据李玮的改制之策，也拟定了一个改制方案，但这个方案因为修改力度太小，遭到了丞相李玮等大臣的猛烈抨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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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月十四，长公主下旨，命令丞相李玮即刻重订改制方案，以便第二天和百名门阀富豪、官僚士人共同商讨改制之策。
当天晚上，李玮拿出了第二个改制之策。
此刻距离第二天朝议只剩下四个时辰了，太傅杨彪等人根本没有时间再做商讨，只能勉强接受。
正月十五的麒麟殿议政是“国”和“民”在利益上的直接争夺，大臣们为了朝廷利益，必须和天子、长公主保持一致，这是最起码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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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月十五，未央宫，麒麟殿。
长公主亲自主持议事。
丞相李玮、大司马徐荣、太傅杨彪、太尉张燕、御史大夫荀攸等二十名公卿大臣出席议事。
郑玄、王剪、许劭、胡昭、淳于嘉、刘和、杨奇、司马防、赵温、张喜等二十名鸿儒、大儒、老臣、名士出席议事。
徐陵、麴忠、卫固、崔林、王晨、韩铭、荀正等二十名“官商士”一体的大门阀、大商贾、大世族家主出席议事。
其它诸如皇亲国戚、州郡县官吏、各地高门大族和富豪、普通商贾、享有军功爵的士家代表大约五十多人出席了议事。
一百多人聚集在麒麟殿上，共商中兴大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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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司马徐荣详细解说了当前天下形势，朝廷所遇到的种种困难，表述了改制的急迫性和必要性，阐述了朝廷的三个改制原则，希望通过这场辨议，拟定一套能迅速促进中兴大业发展的国策。
接着丞相李玮仔细讲解了朝廷的改制之策，学术、政事、民事、兵事等等无一不包，洋洋洒洒讲了一下午，但最后归根到底，重点就是盐铁官营和限田罚租。
李玮刚刚说完，晋阳大学堂祭酒王剪马上站了起来，对朝廷的盐铁官营之策予以破斥，其中心论点就是与民夺利，认为盐铁官营违背了古代圣贤“贵德而贱利，重义而轻财”的信条，败坏了淳朴的社会风气，引诱百姓走向背义而趋利的道路。
李玮针锋相对，盐铁放开，导致国库空虚、军资不足，军队既无力戍边，又无力平叛，天下何时才能稳定？只有实行盐铁官营、酒榷专卖、均输平准，才能增加国库收入，迅速平定天下。盐、铁之利是国家财赋的命脉，绝不能完全放开。
争论就此开始，双方唇枪舌剑，针锋相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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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义”和“利”，谁更重要？
门阀大儒们认为，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，产生了“本”亏“末”盛、骄奢贪鄙、百姓贫困等一系列弊端，主张“抑末利而开仁义”，强调礼仪教化，“义”比“利”更重要。
朝廷认为现在国库亏空，天下分裂，社稷和百姓都挣扎在生死线上，奢谈这种没有“利”的“义”有什么意义？难道凭“义”能平定叛逆、稳定边疆？能让百姓吃饱穿暖？
社稷和财赋，应该是什么关系？
门阀大儒们认为，国富不如民富。朝廷如果盐铁官营，必然“利蓄而怨积”，朝廷应该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，使盐铁经营良好运转获取最大利益，使社稷各阶层都能从中受益。
朝廷则强调社稷利益至上，认为朝廷应该占有社稷最大财富。如果民比国富，则民强国弱，不利于社稷稳定，而国富国强，则能威仪四海，天下莫不臣服。盐铁官营，可以让朝廷控制社稷命脉，确保社稷稳定。
“本”与“末”如何定位？
农耕为本，工商为末，朝廷实施盐铁官营，本质上就是崇末抑本，妨碍了农耕发展。
朝廷则认为，本末之间本来就是相互依赖的关系，百姓生活所需的“养生送终之具”均“待商而通，待工而成”，“无末利，则本业无所业”，只有农商交易，才能“以利本末”。盐铁官营，并没有妨碍农、商并重的国策。
生产和消费的严重失衡是导致百姓穷苦的主要原因吗？
门阀大儒将古今生活进行对比，认为古人质朴节俭，衣食足用，而本朝的奢侈消费（尤其是丧葬）非常严重，生活上的消耗远远超过了生产上的消耗，结果国库亏空、百姓穷苦不堪，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中兴大业的发展。
朝廷则认为节俭虽然可以积累财富，但同时也会失去发展动力。财富不能转化为消费，谁还有创造财富的动力？消费对生产是有促进作用的，至于百姓消费多少，那要依据自己的贫富情况而定，不能把百姓的穷苦简单归结为消费过大。
官府营商，是否舍本逐末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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